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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舒广:中山民盟战斗历程

发表时间:202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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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山市委委员  张舒广

 

背景回顾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组织名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到1945年10月,全国约有盟员3000人,无党派盟员占70%以上。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加强了对全盟组织工作的领导,在各地建立民盟地方组织,先后建立起云南省支部、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广东省支部、东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和华北总支部等。      

1945年 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提出“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为此“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圆桌会议”。 此建议得到了民盟坚决拥护,却遭到了国民党拒绝。1945年6月,国共两党谈判中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国共关系尖锐对立,内战一触即发。8月12日,民盟主席张澜就时局发表谈话,呼吁“国共两党军队赶快停止各地足以促成大规模内战的一切摩擦,并立即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寻求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途径。8月15日,民盟发表《在抗日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口号。

1945年10月1—12日,中国民主同盟在“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认真研究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的设想与中国现实之可能。会议通过《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三个文件,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 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民盟立即发动各界群众掀起了大规模反内战运动。1946年1月10日,迫于各方压力,国民党签定《停战协定》。同日,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期间,以张澜为首的民盟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互通声气,双方坚持一方若提出新方案,一定要和另一方打招呼,步调一致。

1946年初开始,国民党特务实施了很多暴行:1月26日,非法闯入黄炎培住宅进行搜查;2月10日,“较场口血案”;2月22日,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3月1日,捣毁《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4月13日,逮捕杀害民盟盟员王任律师;5月1日,绑架《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

从1946年初,国民党扩大东北内战。3月27日,经民盟调解,国共双方签定了《东北停战协定》。4月1日,蒋介石发表演说,随后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民盟领导人多次邀请双方代表会谈,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并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建议,同时联合各进步团体发表宣言。6月,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进攻苏皖等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民盟调解内战的工作失败。

1946年6月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逮捕了1.3万余名反内战工人、学生和市民。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各界人民反内战大会和游行,包括民盟中央委员叶笃义和《新民报》记者、盟员浦熙修等多人被特务凶殴,造成“下关惨案”。7月,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声援民主战士唁电如雪片飞来。毛泽东、朱德也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发了唁电。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严厉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闻一多。民盟总部发表书面谈话,严厉谴责国民党法西斯暴行。8月3日,梁漱溟、周新民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国民党特务设置重重障碍,他们克服极大困难,并在9月30日发表了《李闻案调查报告书》。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当天,蒋介石擅自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正在国共之间奔走斡旋的民盟秘书长梁漱溟闻此消息后,大失所望,认为和平已经死了。

中山民盟盟员早期活动  1945年年底,经盟员蔡锐、王祥介绍, 在国民党粤中师管区工作的陈宏文先后与广州和南方民盟组织领导云应龙取得联系。1946年1月,陈宏文从肇庆回到广州,被指定与中山大学法学院学生梁浩泉联系,共同参加斗争。当时,在兄弟图书公司、华商报及设在越华街的省盟机关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和封闭后,陈宏文接到云应龙通知,要他立刻填表入盟,离开广州,严守纪律,隐蔽身份,候命行动。同时,云应龙把他在香港通迅地址和暗语交给陈宏文。

1946年秋,陈宏文去香港面见云应龙,云应龙认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局势已定,战争的时间可能很长,有组织武装斗争的打算。云应龙让陈宏文在中山建立阵地,组织力量。云应龙分析,一是中山与澳门为邻,有较多回旋余地;二是中山有多支不同派系地方武装力量,其中必有可转民盟方向者;三是中山有个盟员,必要时才会联系,斗争激烈尖锐,自己人应当各自为战,了解越少越好;四是解放战争必胜,一定要有坚定信心,但要慎重。云应龙嘱咐陈宏文,没必要就不要来香港,香港特务很多。通信暗号照旧。

陈宏文回到广州后,便请求粤中师管区幕僚首脑人物张泰华派他到中山工作。张泰华考虑陈宏文是他黄埔军校同学陈文杰的侄子,便同意了。

9月,陈宏文调到国民党中山团管区工作。人地生疏,无亲无故。他在偏僻之地租了住所,经初步了解情况后,决定打入当地私人办的《建中日报》。该报馆原是其旧友林凤翔创办,原为国民党《扫荡报》,实为中共地下党控制。陈到中山时,报纸已经改组,林已回沙溪原乡居住。于是,陈通过投稿方式,先写散文,发表了,再写揭露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斗争和腐败情况的长篇小说《行刑前后》,连载刊发了,而且吸引了不少读者。不久后,又写了一篇国民党通过通货膨胀来榨取民间钱财的论文,被加按语发表,给予了很高评价。接着张汝翱请陈宏文担任报社经济版编辑,并配一个经济新闻记者徐慕中做其助手。陈宏文以兼职形式进去工作后,见到了赖志衍,也就是云应龙所指的在中山的盟员。但组织上没通知接头,两人便各自工作,暗中互相照应。1947年初,《建中日报》聘请陈宏文为总编辑。在他的把关下,报纸的标题从未出现过“共匪”字样,对于解放军的胜利,利用商家私人电台提供的消息,先于各报刊发表。

陈宏文利用在《建中日报》的表现和影响,与社会知名人士联系。他辞去中山团管区职务,全力投入民盟工作。

1947年3月7日,蒋介石强迫中共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全部撤退。中共代表撤退前,将房屋、财产全部交由民盟代管。民盟坚持在国统区进行公开、合法斗争,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极大仇恨,利用《中央日报》等公开提出否认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造舆论污蔑民盟“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 1947年4月,国民党宣布“改组”政府,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头目及某些无党派政客参加政府,宣称“三党宪政”。民盟坚决拒绝参加这样的政府,并发表声明揭露“三党宪政”实质。6月1日,国民党动用大批军警宪特,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逮捕民盟等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进步师生,民盟盟员被捕100余人。杨伯恺、于邦齐、陈然、邓惠中、杜斌丞等众多盟员先后被捕、遇害。

在这样的形势下, 1947年春,驻香港民盟广东省委委派龙劲夫前来中山,向陈宏文、赖志衍二人传达盟省委指示,先隐藏下来,积蓄力量,建立组织,进行秘密斗争。陈宏文、赖志衍二人利用自己身份在中山县当地开明人士和青年教师中进行活动。

1947年春,孙中山先生侄孙孙乾出任国民党中山县县长,邀请苏翰彦当社会科科长。当时苏翰彦不大愿意,把这事告诉中共香港地下党陈信才和民盟南方总支部叶春,陈信才说:“孙乾在当地可以看作一颗大树,到一定时间可以利用来乘凉。你到中山可以利用他作掩护,以便开展爱国运动,届时,党会派人和你联系。”行前介绍了一些当地好友同苏翰彦联系。

于是,苏翰彦答应了孙乾之请,并向他推荐了地下党员赵约文任中山县建设科长。两人任职后,不久与县立师范校长方志一、开明人士苏志雄等人相识,通过他们,逐步了解当地阶级斗争形势,开辟了同阶层人士联系的渠道。

当时,苏翰彦结识了中山县著名士绅、中山图书馆馆长郑彼岸,并通过他介绍认识了陈宏文与赖志衍。其后,苏翰彦的朋友李有杰也加入,四个人深入交往,观点一致,认为要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民盟组织,以迎接革命高潮到来。

中山民盟组织建立和发展  1947年在民盟南方总支部和港口支部领导下,在中共中山地下党指导和帮助下,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山县建立组织,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发展。

1947年前后,中山县国民党党棍郑冠英与地主武装头子结成一股势力,成为中山开展民主活动的最大障碍。这股势力与国民党中山县县政府及二区豪绅存在着狗咬狗的明争暗斗,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民盟组织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展民主斗争。

郑冠英当时任国民党中山县县党部书记长,他自恃上有国民党特务当靠山,下有地主武装势力撑腰,气焰十分嚣张。他把进步人士全列为共产党横加迫害,勒索不遂后动辄扣以“红帽子”,其势咄咄逼人,迫及孙乾掌管下的县政府。苏翰彦等趁机向孙乾进言:“你要稳住自己地位,非除掉郑冠英不可。”孙乾表示同意。不久后,利用黄色工会头目与郑冠英日益尖锐矛盾,鼓动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打倒郑冠英的示威游行。慑于群众力量的宏大,郑冠英狼狈下台,自动辞职,由中山《建中日报》社长郑祖德接任。郑祖德自知力量单薄,与赖志衍又是老相识,便不敢公开对抗民主爱国力量。

在石岐,一部分豪绅为了与郑冠英抗衡,创办《开明日报》,后因资金困难,苏翰彦以国民党县政府要掌握舆论工具为由,建议孙乾接管过来。并介绍郑沧徽、李思明、赵约文出面请刘清勋任编辑。之后,苏翰彦推荐郑沧徽任社长,陈宏文任总编辑,基本上把报纸控制在手上。至此,中山县三个舆论阵地《建中日报》《开明日报》和《中山国民日报》,民盟已经控制两个。

时值中山县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选举议长,各派豪绅争夺议长之位,尤以当时地主武装头子袁带为甚,四处活动,大有志在必得之势。这时,中共地下党同志提示,如袁带当选,对民主爱国力量发展是极大障碍,必须极力阻止。于是,苏翰彦向孙乾提出,如袁带上台,你的地位必受威胁。孙乾同意了苏翰彦的几个主张:一方面力促居住在广州的中山籍开明人士郑道实返回中山竞选议长,一方面说服县立师范校长方志一辞去参议员一职,让郑道实补上,而为其出任议长铺平道路。

其后,郑道实顺利当选议长。苏翰彦进一步与郑道实和郑彼岸建立秘密碰头会,定期商议如何使石岐和平解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这一期间,苏翰彦与郑沧徽、李有杰、陈宏文等已在石岐建立了一个定期的学习小组,秘密研讨筹建民盟组织事宜,并决定各自分头去找组织的关系。出于保密要求,赖志衍没有直接参加活动,只由陈宏文和他单线联系。

这一时期,先后有港澳、粤北、南路等地100多人来中山,请苏翰彦帮助找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不满现实或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青年,大多由苏翰彦介绍充任中小学教师。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民盟。

通过以上一系列工作和斗争,为民盟在中山建立组织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从全国来看,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23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

在上海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民盟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派黄炎培、叶笃义去南京,会同罗隆基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交涉,并吁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面斡旋。邵力子说:“民盟不成仁,便成义”,司徒雷登反劝民盟“光荣解散”。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张群威胁说:“民盟总部如不解散,各地干部将有700余人被捕,罗隆基有生命危险。” 陈立夫指令民盟单方面发表由其事先起草、经国民党当局最后审定的公告,宣布解散。他警告黄炎培说:公告上的文字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否则即全部作废。叶笃义含着眼泪将公告交给等候的记者们。

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后不久,组织委员会就重新开始工作。各地民盟组织和盟员在总部组织委员会指导下先后转入地下斗争。1947年11月,经沈钧儒和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商量,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秘密从上海去香港,与已在那里的中央委员会合,酝酿恢复民盟总部。

1948年2月,陈宏文和郑沧徽、李有杰成立了三人学习小组,地点设在陈宏文家。第一次学习内容是谈形势和《新民主主义论》。会上约定每个星期日下午开一次会。为了保密,大家都同意李有杰提出的使用代号:中国共产党为“七爷”,叫八路军为“八叔”,毛主席为“校长”,朱老总为“军训教官”,叫民盟为“M”。

1948年3月,当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彭中英和民盟南总及港九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叶春获知苏翰彦在中山的情况时,便通知他到澳门去商量在中山和澳门建立民盟组织事宜。回来后,苏翰彦把会谈情况告知郑沧徽、李有杰和陈宏文,大家深受鼓舞。此时陈宏文已向苏翰彦公开盟员身份。于是,苏翰彦、李有杰和郑沧徽由彭中英和叶春作为入盟介绍人,正式办理了入盟手续。不久,港九支部派钟平来中山指导,成立了民盟澳门支部,活动地区包括中山县范围。经港九支部批准,任命彭中英为主任委员,苏翰彦为秘书,李有杰为组织委员,陈宏文为宣传委员,郑沧徽为联络委员。

民盟成立后发展很快,在古镇、小榄和斗门等区镇成立小组,在八区和风中学任教导主任的盟员黄立同该校盟员教师张逸农和黄柱等3人成立了民盟和风中学小组,开展活动。到1948年冬,已有盟员80多人,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一部分为机关干部和中学生。在有3人以上的地方建立小组,过严格的组织生活。盟员们普遍觉悟较高,他们迫切要求参加革命,又具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这是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

中山民盟开展广泛深入斗争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召开,参加会议的共29人,地方支部代表12人列席。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三中全会宣言》《今后组织工作计划》等决议案,决定恢复临时总部,制定了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的政治路线。这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转折,它公开宣布今后要和共产党携手合作,采取“革命的立场”,反对中立的态度和所谓中间路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月1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声明:中共关于政治协商和联合政府的主张“与本盟历来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是今日救国建国的惟一途径”,要求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独立和统一的新中国。

民盟中山分部成立后,中共珠江地工委书记黄佳和中共中山特派室特派员黄旭分别派卢克诚、吕华和周挺等同苏翰彦联系。吕华有时从山区到石岐来,就住在苏翰彦家里,由苏翰彦的妻子吴德琬负责掩护和接待,当时吴德琬已参加民盟,脱产在家协助做民盟的工作,负责保管秘密文件。苏翰彦不在家时,便由吴德琬接待和掩护,并由吴德琬向吕华传递有关秘密文件。卢克诚、吕华曾先后指示,“要用灰色面孔出现,尽力掩护地下党员和民盟组织,不怕别人说落后,不怕别人误解,党对你们负责。”当时中共党组织对民盟提出的任务和要求:一是迎接大军南下,做好支前工作;二是及时掌握敌特活动情况向共产党反映,加紧策动伪军起义;三是护厂护校和保护机关档案,积极协助地下党做好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四是向盟员和群众宣传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方针政策,粉碎谣言,安定民心。后来,吕华还要求组织力量调查当地国民党财产和各社团头目名单及其活动情况。

以上任务分别通过基层小组向盟员传达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首先,秘密创办了内部刊物《前哨》,内容主要是摘录《华商报》和《正报》的解放军在各战场胜利消息和时事述评。《前哨》后改名为《群声》,发行对象由盟内扩及到盟外群众。其次,翻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公开文告,推动盟员学习,并在群众中秘密传阅。又陆续从香港购回各种进步书刊,秘密输送给盟员及群众阅读。组织生活中,学习马列、毛泽东的有关著作,针对一切诽谤和污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谣言和谬论,进行分析批判。帮助外围群众组织学习小组开展政治和时事学习,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为了加强香港、澳门与中山的联系,使上级的指示和重要文件以及书报能迅速到达,安排了在港澳轮上工作的盟员张兴才传带。澳门与中山的通迅联系,进步书刊和秘密文件资料,由吴德琬、张登英等利用女性的方便负责携带。同时指派石岐仙逸小学教师、盟员林早耀缮写翻印共产党的文件,再由澳门盟员苏干远把翻印好的文件带交澳门分部。此外,吴德琬还负责保管和传达一些送往上级组织和游击区的文件和资料。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管区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民的血腥镇压变本加厉。因而,营救和保护战友,成为了民盟重要任务。

1948年春,中山县警察局局长吴康楠认为中山县县立师范学校部分师生是“异己分子”,向孙乾说准备搜查该校师生,逮捕盟员李有杰,说他与游击队有联系。苏翰彦获得情报后,马上通知李有杰和县立师范有关同志迅速转移进步书报,销毁文件,作好应对准备。同时向南总汇报,南总便把李有杰调到澳门分部接替已去湛江参加策应62军起义工作的彭中英的职务,谢炎随同前往。

1948年8月,当大军南下越来越迫近广州时,在中山县政府民政科工作的盟员孙庆南和陈为美将户籍室所存的户籍档案和地政股所存的地籍档案秘密转移到县政府外可靠的地方保存,以免国民党撤退时破坏,对重要档案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桂山游击队经济困难,为了援助五桂山游击队,民盟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发动中澳汽车公司岐关公司每月捐助五桂山游击队港币3000元。

1948年冬,中山九区一怀孕数月的中共党员教师被捕受审,苏翰彦等通过送厚礼给中山县承审室任某某,为她说情具保获释。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于1月10日对蒋介石玩弄“和平”阴谋发表声明,正告国民党:“今天惟一的出路,就只有及早放下武器,迅速无条件投降。”1月下旬,李宗仁上台,致函民盟总部请求“调解”,被拒绝。南京政府又派人到上海,请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出面调停,张澜、黄炎培等坚决表示:“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充当调解人”。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和胡愈之、楚图南、吴晗等先后由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来到北平。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推选了22位委员,沈钧儒、章伯钧主持总部盟务,同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香港总部结束。

中国民盟组织建设的逐步完善鼓舞了中山民盟。1949年春,陈宏文奉盟南总命令,调广州市盟委任主任委员,当时赖志衍组织关系已正式转到澳门分部,陈宏文的遗缺由赖志衍补上。不久,奉南总命令将澳门分部分别按地区改为澳门分部和中山分部,澳门部分仍然归港九领导,中山分部则改为南总领导,由苏翰彦任主任委员,郑沧徽任秘书,李有杰任组委会主任,赖志衍任宣委主任,庞新任委员。

为和平解放中山,民盟组织进行秘密活动。1949年春,通过盟员包浚民的关系,介绍盟员打入军统广东保密局工作,取得该局第一手材料,包括该局在珠三角各县所布置的特务网点及其负责人和便衣队员名单,以及军政头目动态。特别重要的是,当年8月,获取了国民党广州军政机关撤向海南岛的计划,以及将大批枪械弹药投入黄埔的珠江的情况。这些重要情况由分部指派吴德琬带到澳门分部转交盟员张兴才带到香港交民盟组织转共产党组织,对广东解放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山解放前夕的艰难形势下,中山民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斗争。

盟员陆文浩在国民党中山县警察局长任内,被派遣去五桂山围剿游击队,他趁机联系游击队,并给游击队送了一批枪枝弹药,有轻机枪三挺,还向游击队提供了一些情报。

1949年春,叶春来澳门找苏翰彦商量筹措经费支援粤桂边区纵队,苏翰彦找到陆文浩,由他出面发动岐关公司总经理郑芷湘支援港币10000元。黄榕增支援港币2000元。款项由叶春收转华南分局罗理实转汇粤桂边区纵队,后由华南分局发给胜利折实公债券,新中国成立初期归还了此款。

1949年春夏,中共中山古镇乡地下党组织筹建武工队,支部书记苏松柏找苏翰彦帮忙购买步枪30多支和一批弹药,由澳门盟员苏干远和准备起义的保警连长苏贯洵秘密运至外海转古镇交给地下党。苏翰彦还说服古镇士绅借大米10000多斤及枪弹一批支援中共顺德独立团。

当时,国民党在蒋管区颁发国民身份证,以加强统治,限制无证者自由来往。苏翰彦利用在县政府任职的便利,分批秘密取出约5000张身份证,由其妻吴德琬保管并先后送出。一部分先后送五桂山游击队使用,一部分陆续秘密送给陈信才,为他们在蒋管区活动提供了方便。

此外,五桂山的同志来石岐购买药物和电讯器材时,苏翰彦利用中山县县政府的条箴给他们写放行条,保护他们安全离境。

1949年春,古镇乡地下党员苏金荣、苏恒辉等3人,被三区小榄警察逮捕。接到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民盟设法营救的请求,苏翰彦找到孙乾,列举种种事实,反控伪警胡作非为,诬害良民,请他马上下令释放。孙乾接受建议并写条子,苏翰彦马上持条子找到该警察让其放人。3人被释放回家后,秘密离开中山去了顺德独立团。

1949年夏,四区左步头中心小学进步教师黎茨,被中山县军事科怀疑为“异党分子”,拟将其逮捕,苏翰彦获知情报,立即通知该校校长、盟员欧静之让黎茨迅速离开,得免于难。不久,从县政府党工汇报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决定逮捕地下党员张光等2人,警察局派便衣队长钟汉明到澳门搜捕五桂山区派到澳门活动的游击队队员,苏翰彦等立即通知共产党组织转告他们转移,安全撤退。临近解放,为提防敌人来一次大屠杀,民盟组织通过在法院工作的盟员梁健及时释放了政治犯约30人。

1949年5月,国民党广东社会处秘密通令禁止和搜捕公开售卖马列主义及毛泽东与中共党员、进步作家书籍,并严禁报贩公开售卖新华报、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否则将逮捕及处分贩卖者。在县政府社会科工作的盟员刘清勋和进步记者郑桂清,设法通知出售这些书报的书店和报贩,暂时不要公开出售,以免遭受迫害。

中山民盟的策反工作  1949年春,驻广州的国民党62军将调驻。当时在湛江粤桂边纵工作的负责人之一的陈信才指派与该军军长张光琼有过幕僚关系的苏翰彦去做策反工作,苏翰彦即把全家由石岐迁至澳门居住,安顿好家人以后,苏翰彦即来广州张光琼家和他密谈。谈话中,苏翰彦分析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形势,然后晓以大义,敦促他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不要做蒋家皇朝的殉葬品。张光琼初期顾虑重重,一怕对不起余汉谋,说他多年受余汉谋栽培提拔,今当“危难时期”离去,于心不安;二怕共产党不相信他,再三问苏翰彦和中共地下党的关系;三怕部下不听指挥,说他有权掌握到的只有直属团和151师的一部分。针对他的顾虑,苏翰彦一一加以分析,终于说服他答应到湛江后择机起义。

随后,苏翰彦介绍盟员包浚明去当张光琼的政治部副主任,盟员何中行当上校参议,伍旭当政治部秘书。并同张光琼说明由何中行同南路中共地下党联系。民盟南总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饶彰风指示下,南总决定由郭翘然、叶春、李世浩等成立临时策反小组,同时由中共地下党派赵世尧,南总派港九支部组织负责人钟平、彭中英、民盟湛江地区特派员盟员黄朗等一起前往湛江共同策应起义工作。该军的一部分部队于9月举起义旗,与守敌激战了一昼夜,后得到更早起义的陈一林部队赶来助战,起义部队胜利撤离湛江,转到游击区,张光琼本人则在香港与65军副军长林延华通电起义,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

中山县保安团是典型的官僚地主武装,属县警察局掌握,陆文浩任警察局长以后,民盟便开始做该团的策反工作,其中一个营的连长许傜在帮助教育下,很快就转变过来,后来他参加了民盟。营长黄锡球与苏翰彦从小是同乡,初时他摇摆不定,脚踏两条船,经过苏翰彦与其胞兄苏干远对他反复耐心教育,还介绍党组织派来的吕华直接与他联系,一再给予鼓励,在许傜率先起义的推动下,他把部队带到五桂山区宣告起义,接受改编为解放军。这给了当时驻石岐国民党警备司令薛季良很大震动,大大动摇了军心。

纪念中学当时有专门负责维护校产的武装队队员40多人,有2挺机枪和其他长短枪械四五支,驻在中山八区大小林半岛,该队队长王华是苏翰彦同乡,苏翰彦与胞兄偕同黄锡球策动王华率领该队起义,得到王华官兵响应。谈好后,吕华把关系交给中共八区区委负责人周挺,由他直接联系。由于周挺与队长王华联系不上,直至八区解放前几天,该队才自动阵前起义。

1949年7—8月间,珠江纵队顺德独立团团长黄有权,派政治部主任黄静生通过古镇地下党约苏翰彦见面,请他策动中山保安团驻三区四沙连连长苏贯洵起义。本来,苏翰彦早已派苏干远和他谈好择机起义的事,但顺德独立团派来的同志到了,便把关系交给郑沧徽与他联系,而未能实现原定计划。将近解放时,该营由四沙调驻石岐的营长周仕良蓄谋在石岐放火,打算趁机搜劫抢掠居民的黄金等贵重财物,然后逃往澳门。他将此阴谋与苏贯洵商量,苏贯洵一面敷衍他,一面速将此事告知郑沧徽,郑沧徽得到情况后,迅即向中共五桂山区党委汇报,党委指示通知苏贯洵立即起义,同时会同警察局准备起义的关仕达将周仕良扣押到五桂山区,使石岐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苏贯洵奉山区党委之命,暂时负责维护石岐治安。

苏翰彦和黄锡球到达许傜的部队之后,又到了古镇与中共珠江工委书记黄佳会谈。黄佳说,石岐现驻有准备经湾仔逃往海南岛的国民党部队数千人,如能策动三大区的地主武装“大天二”部队起义,将迫使国民党军队迅速撤离中山。黄佳问苏翰彦认不认识“大天二”头目屈仁则,希望苏翰彦策动他起义。当苏翰彦到四沙找屈仁则时,屈仁则已回石岐,苏翰彦回到石岐又找不到他,恰巧许傜在当晚率领全连官兵开进五桂山区宣布起义。石岐警察局怀疑苏翰彦是起义的策动者,苏翰彦便于午夜离开石岐到古镇。屈仁则曾任中山国民党参议会副议长,平日与当地开明人士郑彼岸、郑道实等有来往,苏翰彦和他较为熟识,便以个人名字写信给屈仁则,密使盟员罗彬带信到小榄他的家里,三天后,屈仁则的亲信保警营第四营营长谢文佳率队起义。谢文佳起义后,盘踞在石岐的国民党部队便纷纷撤走。但该部起义是否是屈仁则促成,因屈仁则没有复信给苏翰彦便逃亡澳门,至今仍不清楚真实情况。

同时,通过掌握了该部联防大队全部武装的中山县开明人士肖志雄充任二区联防大队长,及时提供该区敌特活动情况。临解放时,肖志雄把该联防大队全部武装移交二区地下武工队,使该区获得和平解放。

策反工作,在解放大军所向披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形势下进行,多数是顺利的,但也有不成功的。如陆文浩策动驻深圳保安旅旅长陆文森起义,险些出问题。陆文浩同陆文森本属同胞兄弟,当陆文浩去策动陆文森时,陆文森当面答应起义,却背地里向省政府主席薛岳告密,薛岳即通知伪广东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黄振球逮捕陆文浩,幸好黄振球与陆文浩私人感情好,秘密通知陆文浩半夜离开广州,潜往澳门。

1949年夏,应南路解放区需要知识分子干部要求,中山民盟先后动员盟员李一波、赖恒、邝力军、李始强、庞新等秘密回南路游击区根据地参加工作和斗争。

1949年,中山分部派组织委员庞新到和风中学工作,建立了由庞新任主任委员的八区区分部,共有盟员20多人。八区区分部已同中共八区党组织负责人梁其颖联系,每月碰头两次,交换情报,并同当时负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中共党员赵荣芳联系。1949年9月,八区游击队解放斗门,八区区分部发动数百名青年和学生赶制五星红旗,列队迎接游击队进圩。10月,国民党军败逃斗门,区分部带领盟员与和风中学师生20多人,撤出斗门前往马山参加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庞新任连指导员,张逸农和黄柱为连文化教员。该队在八区黄杨山曾与国民党军队战斗了一整天,后转移新会古井及中山白蕉。中山解放后,盟员们重返和风中学继续任教或学习。后来区分部成员分别转到小榄工作或到外地升学。

民盟中山县八区区分部盟员,配合当地游击队开展斗争。及至国民党军队来“扫荡”,该分部庞炳贤、张曲辰、谢子才、黄存立、黄天柱、陈炽等率领黄励予、邝炳朝等一部分学生随军撤入山区,正式参军,编入中山独立团第四营,一直到解放全中山。

1949年夏开始,在中共珠江地工委派来的卢克诚和五桂山区党组织派来的吕华的同意和支持下,组织“策应和平接管中山石岐小组”,由郑彼岸、郑道实主持,联系当地一些比较开明的士绅,在国民党主力已经撤走,而解放大军还未进城的真空期间,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这期间,中山民盟秘密印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宣言”,以中山革命人民的名义,发出告父老兄弟书,号召学生护校、工人护厂、机关职员保存档案,号召各界民众遵守社会秩序,共同维持治安,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结束语  从中山民盟建立到中山县解放,时间不长,但政治形势异常凶险而复杂。中山民盟同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同国民党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民盟组织和成员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艰苦斗争中成长的中山民盟不断发展,为中山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出席大会代表662人,中国民主同盟18人。10月1日,民盟领导人与中共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共同见证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历史时刻。

 

(作者系民盟中山市委委员、中山市政协委员、中山市广教医药教育培训中心校长、中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此文被编入中山市政协文史委2020年1月出版的《中山文史:解放岁月》一书)

 

文章分类: 盟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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